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模式选择，我们当然能够理解：如果权衡针对的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物，那么用于目的的手段自然应是我们最得力的东西；这样，目的就属于愿望之类，它所意愿的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事物。而且更关键的是，“如果我们凡事都权衡，就会没完没了”。这是否意味着，“应在某处停下来”，或者说，幸福就是某种停住愿望的脚步呢？这点并不十分清楚：亚里士多德是不是没有看到，人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去选择当医生而不是当演讲家或政治家呢？对行为的选择是不是一种对目的的选择，它考虑的是不是关于某种生活理想，或者说，关于人以为使他自己幸福的东西，是他对“美好生活”的理解的或远或近的切合性呢？我们对此疑难将会作进一步的研究，现在想表明的是，手段—目的的模式并不适用于整个行为领域，它只针对技艺问题，事实上，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卷Ⅵ论及明辨时所思考的问题。而且更糟的是，手段—目的模式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，它在完全工具性的关系内来思考次要目的与终极目的之间的关系。[2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