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八七一年，俾士麦提出普鲁士为其他各邦的统治者，普鲁士王改称德意志皇帝时，地主们把整个日耳曼都抓住了。迄一九一八年止，地主们占据了各部和所有的政府机关——虽然这些以战争为业的人对于政洽并无丝毫训练。地主的子弟所受的教育，大抵只限于参谋学校；即使偶然进大学，也不过浪费光阴于纵饮啤酒和决斗而已。
唯有在德国，一个学者而兼行动家的人才会令人惊讶。美国第一任大总统曾留下三十七册著作。杰弗逊，法兰格林，威尔逊等全是学者。可是普鲁士和以后的德意志，三百年间的统治者，大半是不学无术的贵族。历来普鲁士认为理想界的领袖所发表的言论，是这样的：——化学家奥斯瓦特，一九〇九年诺贝尔奖金的得奖者，曾经在一八九四年宣称：“除了强权以外，我不承认还有什么公理的根据。”史家特赖什开在一八九六年声言：“凡是宣传永久和平的谬论的人，对于国民生活简直毫无观念。我们的军队是日耳曼理想主义的光荣的化身。”正统的军国主义者柏恩哈第曾谓：“战争能唤起人性中最髙的力量。在整个事业的理想主义之前，个人的残忍便会消失。”阿道夫·希特勒说过：“人道不过是愚蠢与懦怯的混合品。”
普鲁士参谋本部对每一代人民都要颁发一纸非发不可的动员令，至少一代一次；而人民每次都兴高彩烈地接受。几世纪以来，日耳曼人的公共生活只是颁发命令和接受命令罢了。这种态度未必无法更改，而且必须更改，假如欧洲与世界想要和平的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