临城劫车案本为突发事件，北京政府事前并无任何准备，可是临案反响之大，牵连之广，于当时中国的对外关系大有影响，从而使其不能不有应变之举；同时，临案发生正值北京政局大变化之前夜，黎元洪的总统府与张绍曾的国务院之间的府院之争颇为剧烈，而直系首领曹锟正在谋划废弃黎元洪，进行新任总统大选，北京政局之剧烈动荡，使本已软弱无能的中央政府更成了毫无决断力的跛脚鸭。临城劫车案发生后，5月8日，国务总理张绍曾召集国务会议，议决将山东督军田中玉、省长熊炳琦分别交陆军、内务两部议处，所有肇事地点文武官员均行撤任，听候查办，同时电令山东、江苏两省军民长官设法与孙部交涉，解救人质。但出席此次内阁会议的部长，除了自兼陆军总长的张绍曾之外，只有交通和农商总长到场，其余全部缺席（包括直接负责外交交涉的署理外交总长顾维钧），而由次长代表，显见其决策力之有限。会后张绍曾致电田中玉称：“匪势浩大，非跟踪追剿不能追还被掳之人，而操之过急，又恐于旅客生命发生危险。此事关系外交至为重大，现公使团已当面提出严重抗议，究应如何办理，方为妥善之处，希公同筹划，俾策完全。”张绍曾此电于剿、抚两策之态度模棱两可，未有明确的指示，而且这也是他在劫车案期间以总理署名发给田中玉的唯一指示，可见中央政府对解决此案决策之无能无力。难怪有时论谓：“政府既不死不生，外长复无人负责，而本案之对外方法乃心惊气慑，不复能作一语，良可叹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