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在位十七年间，曾三次大规模地召募太监，前后新增太监多达一万余人，其人数甚至超过了魏忠贤时代。
令人遗憾的是，尽管崇祯对太监赋予了难得的信任，太监们回报崇祯的却是另一番景致：
崇祯六年（1633）七月，总兵张应昌率军到山西南部围剿农民军，随军的监军太监阎思印却趁机大肆向地方官索贿。汾阳知县费某满足不了这位大太监的胃口，又恨又怕，悲愤中只得投井自杀。
甲申年春天，时局已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，崇祯认为可靠的仍然只有后宫的太监。他一面下令各地军政大员率兵进京勤王，一面派出十名太监充任十支部队的监军——这十名备受信任的监军太监中，赫然有阎思印的名字。看来，当年他索贿逼死朝廷命官居然没受到一丁点处分，依然高官任做，骏马任骑。
兵部尚书张缙彦对此坚决反对，他劝崇祯说，如今粮饷中断，士马亏折，督抚之类的高级官员们都因面临危局而打算甩手不干，骤然间给他们派去十个监军，不仅物力供应不足，而且分散事权，冷落了督抚们的心。但崇祯一意孤行，听不进任何反对的声音。
很快，张尚书的预言就得到了证实：被封为定西伯的总兵官唐通接到勤王的旨令后，立即率八千军队奔赴北京。崇祯很高兴，下令奖赏这支来之不易的军队，但赏银只有区区四十两。赏银低得离谱倒也罢了，令唐通完全无法接受的是，崇祯任命宦官杜之秩为其监军。放在平时，唐通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太监监军，除了忍气吞声地接受，并无他法。然而，此时已非平时可比，唐通深感自己一个堂堂统兵大员，在皇上心中竟然还不如一个端茶送水的奴才，就以寡不敌众为由，提出前往居庸关凭险御敌，从而撤离了北京。等到李自成军队一到，唐通立即投降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与唐通一起投降的，就是被崇祯认为忠心耿耿的太监杜之秩。更荒唐的是，李自成兵临城下后，昌平守陵太监申芝秀竟建议崇祯逊位。